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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来自加拿大。我和许多澳大利亚人一样分享英国文化传统。我们说着相同的语言，也是在许多相同的传统、故事和文化影响中长大的。我从小读着《柳林风声》（The Wind in the Willows）、《圣诞颂歌》（A Christmas Carol）、莎士比亚的作品，并且经常观看美国和英国的电视节目。即使如此，搬到一个新的国家也非易事。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终于有了家的感觉。
因此，我对移民有着深切的同理心，尤其是那些来自非英语国家、将自己原本整个世界都抛下的移民。对他们来说，移居澳大利亚可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。从表面上看，他们与这个新国家的人们似乎没有多少共同点，除了我们共同拥有的人性。
而这正是澳大利亚移民故事的核心。我们都是人，我们追求着同样的东西：和平地生活、养家糊口，以及享受生活在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之一所带来的机会。我们的外形、身材和肤色各不相同，但在外表之下，我们都是一样的。
1956年，我第一次来到澳大利亚。当时，战后欧洲移民正处于高峰期，澳大利亚90%的人口拥有英国或爱尔兰血统。“白澳政策”是决定移民政策的重要原因，而原住民当时还没有被认为值得纳入全国人口普查。
我进入澳大利亚时没有遇到困难。事实上，当我抵达海关和移民部门时，那名官员的问题让我有些吃惊：“你是游客还是移民？”就是这么简单。因为我是白人，而且来自另一个英联邦国家，所以我可以在两种身份之间进行选择，而任何不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人都没得选。在抵达澳大利亚之前，我从未认真想过这个问题，于是我回答：“移民。”
除了一个证明我接种过天花疫苗的证书之外，不需要提供任何其他文件，也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。在抵达后的几分钟内——没有任何准备、不需要提交申请、不需要等待数月，也没有任何费用——我就成为了澳大利亚居民。
我很快找到了工作，并在澳大利亚生活了三年，直到1959年6月返回加拿大。
但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。
1974年10月，我在新西兰，持有一张60天的签证，同时我的伴侣是一名澳大利亚人。新西兰当时刚通过了一项法律，规定任何申请永久居留权的人都必须从自己的祖国提出申请。澳大利亚虽然已经废除了“白澳政策”，但仍然保留着那些曾让我在1956年如此轻易进入澳大利亚的相关规定。不过，这些规定计划从1975年1月1日起收紧。
由于离开澳大利亚已经15年，我不确定自己的澳大利亚移民身份是否仍然有效，因此我觉得最好还是确认一下自己的身份。11月，在新西兰待了一个月之后，我飞往澳大利亚。
在那个年代，人们往返澳大利亚和新西兰，几乎就像乘坐国内航班一样方便，只有一点例外：澳大利亚要求提供X光检查结果，以证明你没有肺结核。由于完全不知道这一要求，我在没有必要文件的情况下直接去了移民部门。
再一次，我的白人身份给我带来了便利。一位乐于帮忙的移民官暗示我说：“你过去六个月里肯定做过肺部X光检查吧。”
“是的，当然做过。”我回答道。
没有更多手续，我再次成为了澳大利亚永久居民。
在澳大利亚度过一个周末之后，我返回了新西兰。此时，我的加拿大护照上已经盖章，证明我拥有澳大利亚永久居民身份。接下来的六年里，我在新西兰生活，没有受到任何限制。1980年，当我最终返回澳大利亚时，我是以永久居民的身份回来的。
自从1956年第一次来到澳大利亚以来，我亲眼看着墨尔本从一个人口只有一百万、相当乏味偏僻的城市，发展成为一座拥有五百多万人口的伟大多元文化城市。在英国旅游杂志《Time Out》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中，共有24,000人参与，墨尔本被评选为“世界最佳城市”（“The Best City in the World”）。这一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墨尔本居民中那40%出生于海外的人口。
